不想办法将8亿农民中的大部分变成产业工人，这个国家的产业调整就是无根的浮萍。

        甚至，90年代初期考虑农民问题，都属于好高骛远。

        自93年开始的下岗浪潮，将带来5000万人的再就业问题，比德国的适龄工作人口还要多。换言之，就算1993年的中国人开始发奋图强，把德国的所有工作机会都承揽过来，也不过解决了下岗再就业问题而已。

        产业调整什么的，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，还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出来。

        用不着苏城说的太细，丁志鹏顺着他的思路，自然而言的想了下去，最后又回过头来，问道：“看来，大华是做好产能扩张的准备了？你觉得，船舶行业能解决多少就业人口？”

        “直接就业，只能说保障目前的中国船企不陷入下岗的旋窝，间接就业的话，相关配套产业……几十万人的规模想来可以吧。”苏城保守的做出估计。

        丁志鹏连连点头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从表面上看，外国的民选领导人，似乎很重视就业问题，而中国领导人似乎总是在说财政收入，但就本质上来说，两者是异曲同工。

        区别只在于，民选领导面对的是选民，所以要说选民关心的就业问题。中国领导面对的是上级领导，所以要说领导关心的财政收入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就历史而言，中国的就业问题，始终是困扰中国高层，尤其是政策制订者的艰难议题。早期的上山下乡，就是为了解决青年的就业，如今的下岗政策，也将“再就业”的问题推上了风头浪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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