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城的信是写给六子的。

        毕业至今5年时间，同是北大毕业生的六子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也得到了重用。

        幸福的80年代大学毕业生，在单位的状况通常都很不错，只要做的不差，重点大学的学生可以遇缺补缺，见缝插针。普通大学的毕业生，也能把自己的名字挂在领导的清单上，对景时就是一跳，总比别人快上那么二三四五步的。做的好了，领导会笑着说“不愧是大学生”，做的差了，领导会笑着说“书呆子气上来了”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此优良的条件下，六子的位置自然是节节上升，撰写的不少文章都获得了褒奖，并有登上内参的记录。

        苏城看重的就是内参。

        普通媒体的压力，最多只是让仲厅长之流不再肆无忌惮而已。就像是仲厅长所说所做的那样，他至多提出一份协议罢了。大华实业若是想自己做，仍然不得松绑。

        总不能强迫人家搞劳务合作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事情，直接找周老也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中国官场是很讲究程序正义的，甚至于，中国官场的某些程序正义的要求，比国外的诸多法律还要严格。当然，仅止于中国官场。

        苏城没有理由请周老出面，说服某个船厂与大华船业进行劳务合作。那样的做法，属于反向的欺压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内参却是个好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国内，领导对内参的批示，往往具有相当的灵活性。它不像是公文和公函那样，有着严格的界限的要求，也不像是正式的谈话和会议，有那么多的顾虑和博弈。

        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